现在是九月,正是大明制造火器的时间。
永乐朝制造火器的时间大多在三月和九月,也就是春秋两季的最后一个月。
这两个月气候适宜、不冷不热,既利于操作,也利于保证火器的质量。
同时这两个月的环境温度基本相同,范铸而成的铜火铳,可以处于温度大致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自然冷却和凝固,使成品的致密坚实程度一致,具有同样的性能,有利于明军所用火铳的制式化。
择日不如撞日。
朱高煦带着朱悟净来到了兵仗局,和制造火器的主管官员交谈,旁边还围着不少匠人,他们低着头看着朱悟净在纸上画着新式火器的设计图,全部屏气凝神,生怕漏过任何细节。
明朝的火器制作已经规范化,全部按照统一规格制造,因为火器的制造往往和战争相关,永乐十二年三月,为了应付北方的战事,当月制造了至少六千件火器。
到了九月,军器局、兵仗局会稍微清闲一点。
永乐七年战事紧张,当时九月制造了约两万件火器(至少18387支)。
可以这样说,朱悟净只要画出图纸,兵仗局的工匠可以三日内制造出成品,十日内进行改良,而后加紧时间大规模制作。
相比起流着汗画图的朱悟净,以及围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出的工匠和官员,坐在一旁的朱高煦则是拿着报纸的底稿兴致勃勃地看着。
在军营中知晓报纸的存在,朱高煦便让人找来看看,而后就被连载的《西游释厄传》所吸引,沉迷其中,无法自拔。
朱悟净在报纸上刊载的《西游记》其目的有二:
首先,将《西游记》定义为“求放心”之说,隐喻自己降服心猿、牵住意马,在半生半死之间开悟,这才会了什么阐教(科学)法门。
这种“寻心”“求放心”的说法,在明朝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市场,无论是僧人的禅宗,还是日后儒家的心学,都是大明读书人喜闻乐见的学说。
至少比起鬼神之说,更令大明的读书人接受。
至于鬼神之说,那是拿去应付下层民众的,就像是古代先贤总结出的智慧,将其变作礼制,也不会解释具体的原因,而是以鬼神之说规制。
其次,是推广白话文,以及娱乐大众,提升报纸的销量。
不要以为百姓就没有娱乐需求,戏曲的诞生就是村落中的百姓聚在一起,无论识不识字都唱上两句,形成了草台班子,并不断扩散出去,最后登上大雅之堂。
朱棣还是燕王的时候,就很喜欢戏曲,在北平养了不少戏曲大家,时常带着徐妙云和三个孩子一起看戏曲,甚至还在后世留下了“知音天子”的逸闻。
认为古代人除了种地工作,努力活下去,晚上生孩子外,就没有任何娱乐活动,完全是小瞧古代人了。
();() 朱悟净根据某位作家在报纸上连载武侠小说的经验,也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《西游记》。
为何选择西游记,而不是其他。
朱悟净也有自己的考量,他在刚穿越时,就在大天界寺用西游记的第一回内容忽悠道衍,当然对方完全没有相信。
不过无所谓,只要朱悟净坚称自己梦中变成猴子,在须菩提学法,那最多只是得了癔症。
总之,有了之前的铺垫。
朱悟净首先选择了《西游记》。
另外,西游记前面的不少内容都是原创,但是后面的许多内容,早在宋元就有了原型。
具体的顺序不清楚。
但是,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原型是“宋元诗话”中关于孙行者盗取西王母的衣裳,开什么金衣会,最后被二郎神镇压。
西天取经则是来自于猴行者保唐僧取经的内容。
无论是哪两种,孙悟空的形象都是一个满嘴脏话、手持利剑的书生,《西游记》则是加入大量猿的形象,改造原本顽劣不堪的形象。
总之,早在宋元、明初民间就有不少关于猴行者、齐天圣的戏曲和故事,当时的人记载,《取经诗话》虽然没有多少教化和道理,但是热闹,老百姓都很喜欢。
换言之,《西游记》在民间很有读者基础。
另外,朱悟净为了不让《西游记》出现一些神话上的漏洞,也填补了不少内容,甚至还会水上一些文字。
比如,朱悟净将须菩提写成了老君化胡为佛时的化身,后面自然不能出现“孙悟空从八卦炉出来,给老君来了一個倒栽葱”的剧情。
甚至还要加入“老君将孙悟空扔入八卦炉前,在孙悟空头上敲三下”的内容。